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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改革的體制:中國經濟成功的秘笈 發布時間:2013-04-08   來源:北京日報 張軍    瀏覽:0
    當前,社會對改革的訴求和期望日益高漲,起因并不是經濟的減速,但2010年后中國經濟增長下滑讓宏觀調控變得更加復雜了。沒有人確切知道按照現在的狀況減速會持續多久。那么,一個有著30年超高速增長輝煌記錄的經濟體是否真的就要迎來減速增長的時代?目前來看,回答肯定者居多。在這方面,很多經濟學家常常喜歡把日本作為一個鮮明的參照。
  對體制的優劣評判,不能感情用事
  在經歷了之前20多年的超高速增長之后,日本經濟的增長率在1973年出現了陡降,從9%跌到了4%,不僅如此,隨后的40年里,日本經濟的平均增長率都沒有超過3%。今天的中國是否正在重演日本當年的一幕?對此,很多經濟學家表現得很悲觀。
  但悲觀的逐項理由當中,多數的討論其實并不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比如,日本在1973年經濟出現“跳水”時已經算是一個高收入國家,人均收入按照購買力估計已經超過了美國的60%。其實,即使是東亞四小龍,在各自進入適度增長階段時,人均GDP按照購買力估計也已接近了美國的一半。而今天把人均GDP只有美國20%(同樣是按照購買力估計)的中國與當年的日本相提并論是不符合經濟學的“收斂論”的。也就是說,這樣的判斷大大低估了中國經濟追趕前沿國家的潛力。
  即便如此,今天不少經濟學家依然懷疑中國是否還能繼續發揮其過去的優勢以實現快速追趕。不管是認為到目前為止的增長模式不可持續也好,還是認為20年前的體制改革創造的制度紅利釋放殆盡也好,總之,是認為當下“糟糕的模式”或者“糟糕的體制”將把中國經濟拖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實,認真想來,“糟糕的體制”也不見得應該成為另一個悲觀的理由。動輒拿體制說事或者把所有問題歸因于體制,這是一種典型的本土思維范式。即使我們不否認中國的經濟體制演變得多么“糟糕”,也不見得會比那些同樣實現了高速增長的經濟體曾經的體制壞出多少。一個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30年的體制會比當年的日本和四小龍的體制更糟糕?經濟學家應該不能回答這個。尤其是當我們對對方的體制一知半解,缺乏與他國體制打交道和生活在其中的感受時,我們對體制做出優劣的大膽評判不過是感情用事而已。
  脫離經濟發展的階段,談論最佳的體制是沒有意義的
  那些對制度和比較制度學的研究文獻所告訴我們的正確看法(盡管常常被經濟學家忘記)應該是,一個體制的形成與結構總是不能脫離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或階段。今天的中國經濟,在經濟體制上是由計劃經濟經市場化的改革演變而來的,其成功之處在于實現了30年的高速增長。正因為如此,該體制在過去30年的發展階段上必有其獨到之處。但這并不意味著體制的某些優點可以一成不變。增長和發展的進程會導致既有體制的某些方面不再適應新的增長階段,不再能提供經濟增長的支持,甚至反而可能正在成為增長的桎梏。因此,對經濟發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種體制是最佳的,脫離了經濟發展的階段,談論最佳的體制是沒有意義的。真正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有可能讓我們的體制隨著經濟發展的階段變化而變化,讓我們的體制去適應不同的和變化了的經濟發展的階段。在這個意義上說,改革是重要的。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有沒有一個可改革的體制至關重要
  從經濟發展的世界經驗來看,為了改變體制的某些方面以適應變化了的發展階段為目的的改革,成功的例子并不多。即使撇開大多數經濟轉型國家的失敗教訓不談,那些在經濟發展中沒有能夠在新的階段上維持增長動力的國家,大多數也是因為體制改革的不成功。而在為數不多的高增長經濟體中,東亞經濟之所以能夠成功邁入發達經濟的行列,重要之處也應歸因于他們體制的可改革性。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有沒有一個可改革的體制至關重要。
  一個體制聲稱再優越,一旦不可改革,就不能為其長期的增長提供支持。印度、拉美都是如此。日本也是如此。所以,可改革性比改革本身更重要,唯有體制的可改革性才能確保改革體制的成功。要理解這一點,看看今天的印度就夠了。過去這些年來,辛格政府充分認識到了改革對印度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也出臺了許多重要改革的思路與方案(包括試圖建立經濟特區以克服“最低工資法”的制約),但改革成效甚微,能改動的地方少之又少。印度的西方觀察家們都知道,相對照東亞的體制,印度的體制有很多可圈可點的地方??墒?,在印度的體制下,改革談何容易。對經濟持續的增長前景而言,印度體制的不可改革性是一個致命的弱點。
  經濟學家需要去研究在什么條件下一個體制是可改革的
  在東亞,盡管日本在1960-70年代取得了超常的經濟奇跡,但由于其體制缺乏可改革性,最終還是陷入了之后40年的超低速增長,并使日本終究難以扳回失去的國際競爭力。
  經濟學家需要去研究在什么條件下一個體制是可改革的,而另一個體制則不可改革。但經濟學家在實證的政治經濟學方面已有的研究暗示,利益集團的存在和游說勢力的壯大是政府不能出臺正確經濟政策和錯失良機的根源。經濟發展會導致社會中各種利益集團的興起和利益的沖突,不管這個利益集團是大企業巨頭,還是弱勢群體,最可怕的是他們的游說勢力過于強大,足以影響乃至改變政府的長期政策。幾乎難以想象墨西哥政府的有關改革政策可以免受世界首富、墨西哥的電信巨頭的影響,俄羅斯也是如此。
  另外,民粹主義政策之所以在拉美和歐洲流行,也多因政府囊中羞澀。一個可改革的體制需要政府的勢力(或財富)大過任何一個利益集團,從而才有可能保持政府目標的長遠和相對的中立。這是改革可以成功的條件。有學者曾經提出,中國的經濟轉型和增長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政府是“中性的”,不受任何一個利益集團的左右,不代表少數利益集團的利益,因此可以(在關鍵時刻)做出正確的政策選擇。
  中國經濟正在步入新的發展階段,改革體制中那些越來越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部分(特別是涉及公共部門、收入分配以及金融等領域)變得十分迫切??墒墙裉斓木置媾c之前是否大有不同?即使今天在數量上不超過2%的國有企業的資產占了全部企業資產的40%,即使國有部門(特別是央企和金融部門)的權勢日益增長,看上去中國依然沒有變得更像俄羅斯或墨西哥。相反,這些財富的增長極有可能增強中國政府掌控局面和推進改革的能力。這是中國經濟轉型和發展成功的秘笈。當下和未來20年,中國政府繼續保持“中性”至關重要,換句話說,中國需要長期保持體制的可改革性,唯有如此,適應未來發展階段升級的重大改革的成功方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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